代表委员分析，网络暴力事件主要有三方面成因。

　　其一，违法成本过低。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新乐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莉娜看来，“网暴”成本过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网民的道德标准和守法意识。同时，由于网络具有隐匿性、群体性等特征，导致一些网民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按键伤人”。

　　其二，“网暴”法律定义模糊。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分析指出，当前法律层面缺乏对网络暴力的精确定义，以及明确的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导致治理网络暴力存在违法行为和主体认定难、违法证据取证难、治理周期长等问题，不仅使维权成本变高，也影响网络暴力治理工作进入常态化。

　　其三，网络平台守土失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坤调研发现，一些网络平台缺乏严格审查机制，在流量和经济效益驱动下，任由未经核实的自媒体言论发表，导致负面风评持续扩大，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网暴受害者的境遇日益受到关注。如何进一步破解“按键伤人”之难，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带来了各自的方案。

　　在法律层面上，针对网暴施害者匿名作恶成本低，李东生建议，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以具体化的法律条文指导司法实践。同时，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机制与监察执法体系，将涉及网暴行为的个人或机构列入黑名单，对其采取限流、禁言、关闭账号等处理措施。

　　在监管层面上，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韦震玲强调，要从预防机制着手。网站平台要建立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及时发现网暴异常行为，强化被网暴当事人保护，严防网暴信息传播扩散。此外，当前对于网络平台、广告主体及相应监管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认定缺乏明确依据，仍需进一步完善网暴治理体系，明确并压实相关主体责任。

　　从个人维权意识上看，韦震玲认为，当事人要及时通过截屏、录屏等方式保存相关信息，并及时到公证处用公证方式固定证据。对大量泄露个人信息、侮辱、诽谤的主要施暴者，可及时向平台投诉，并视具体情形向网信部门投诉、向公安部门报案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的中国“两高”报告均对治理网络暴力有所着墨，可以预见，未来有望迎来更多有效措施治理“按键伤人”，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