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银行自身情况来讲，根据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商业银行总资本充足率须不低于8%，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6%，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5%。在实践中，各国监管部门往往对本国银行提出高于最低标准的要求，并针对重要银行进行压力测试。

　　近年来，为了保证核心资本的充足率，越来越多欧美银行通过发行额外一级资本债券作为核心资本的补充来源。当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到危险水平时，这类债券自动转换为股权。这种自动吸收损失的设计，原本是银行自救的一种方式，目的是避免危机时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应对。但在这次动荡中，瑞士监管当局决定将处于困境的瑞士信贷约合172.4亿美元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全部减记为零，这立刻引发债券市场的恐慌，一些市场甚至短期冻结了此类债券的发行。由于该类债券是银行核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险等级的变化已引发对银行抗压能力的担忧。

　　其次，就金融监管而言，硅谷银行倒闭引发了对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修订的反思。该法案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旨在对美国银行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然而美国立法机构在各方游说下，于2018年对该法案进行了重大修订。其中一项就是重新分类“大而不倒”的银行标准，大幅放松监管门槛，这使得包括硅谷银行在内的中型银行避开了压力测试等严格监管的约束。此外，现有的监管框架还缺乏对银行高管的责任追溯，实际上变相鼓励了不负责任的经营。

　　再次，在政府救助方面，为应对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破产造成的市场恐慌，美国政府多管齐下，通过存款保险和银行定期融资项目等方式阻止银行业危机大面积扩散。美国财政部表示，联邦政府有意愿为中小银行高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投保上限的存款提供担保，但不会覆盖超过上限的全部存款。如果未来发生危机，联邦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储户兜底，美国国会能否批准这一做法，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政府对银行救助本身会导致道德风险，其结果很可能导致银行在运营中无视风险管理，反而会增加危机发生的概率。对银行采取及时救助是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但如何同时避免过度担保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需要面对的难题。

　　最后，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密切相关，美联储加息节奏和力度仍会对银行营运产生影响。日前，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表示控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关注重点。分析认为，美联储加息或进一步加剧银行挤兑恐慌，令银行业动荡持续。事实上，近日美联储的救助行动使其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将不断抵消过去一年多的缩表效果。美联储需要在控制通胀与保持金融稳定之间进行权衡，这增加了此轮欧美银行业动荡演化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