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兆言家里有一间令所有读书人羡慕的书房。数十个装满了书的木质书架整齐摆放，一直顶到天花板。从他家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长江流过。有时，他天不亮就起床写作，天光转换，能看到晨光熹微中长江边的行人，看得多了，难免生出苍茫之感，让他感慨“逝者如斯”。

　　叶兆言的作品很多，光把他作品的年表看上一遍，就得花费不少时间。除了四十多年笔耕不辍的美名，他还有极为独特的家学传承：他的祖父是知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父亲是剧作家、编辑叶至诚。如今，他的女儿叶子也在从事文学创作。一家四代均为作家，文坛并不多见。

　　虽然家人从来都不希望叶兆言靠写作为生，不想让他做鲁迅口中的“空头文学家”，但从四十多年前发现自己喜欢上写作起，他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那些他感兴趣的人和事，日复一日写下来，变成故事。不久前，他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讲了一个关于南京城如何走入现代的故事。他一直守着南京城，做那个讲故事的人。

　　还是要回南京

　　2022年年底，65岁的叶兆言感染了新冠，刚生病那几天，原本顺畅的写作被打断。他心里有点焦灼，开始每日早起坐在写字台前写点什么。写不下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装模作样，甚至觉得这种努力有一点悲壮。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坐在那儿。正如他曾说，如果说祖父和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那就是祖父和父亲常年坐在那里，一写就是七八个小时的背影。

　　叶兆言的生活实在是很简单，他不会喝酒，不会抽烟，很少参加饭局，除了写作，日常陪伴家人，唯一的爱好就是游泳。日复一日，只是在2022年10月，规律的写作生活稍微被一件小事打破了。叶兆言和苏童、余华等几位作家被邀请参加《我在岛屿读书》文学纪录片的拍摄，他要去海南三亚录制，而他又很少离开南京。

　　他和节目组商定，只参加一天的录制，以免自己太紧张。一天的节目拍摄完成后，要离开时，三亚到南京的航班突然停飞，如果他想离开，要么在三亚等待四天，要么坐车到海口搭飞机回去。发现回不了南京，他又变得焦虑，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二种办法，虽舟车劳顿但还是按原定计划回到家。

　　节目播出后，这群本以为自己“廉颇老矣”的作家居然收获了意外的赞美，他们在海边踢球，遛狗，吃烧烤，开办音乐会，玩年轻人喜欢的解谜游戏，同时聊着属于他们的年代以及——文学。镜头中，余华和苏童妙语连珠地斗嘴，叶兆言在旁边开心地笑着，偶尔补充回答几句提问。看到炭火，大家都兴致勃勃，他也能趁兴致想到徐宗干的《咏炭》并吟诵出来：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在年轻观众看来，这样的叶兆言温和又渊博，出口成章，身上有种厚重的魅力。节目结束后，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对他的作品产生好奇。但叶兆言依然担心，担心观众看到他，会认为“一个作家不好好写东西，跑去岛上搞什么名堂”。反正，他还是最愿意回到他的书房里，坐在写字桌前打开电脑。不停地写下去，这件事能让他感到安心，仿佛那里总有什么事情在等待、召唤着他。他离不开那间书房，也离不开南京。

　　南京：一张写作的“凳子”

　　过去，叶兆言的知名作品中，很多都是以南京为背景写就的，这些故事里，以民国时期的故事最为丰富和知名，比如他的“秦淮三部曲”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叶兆言擅长写南京的故事和民国时期的故事。实际上，叶兆言也有很多讲述现代人生活的作品。他最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他并不是文博专家，他的读者也明白，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写的不是风土人情、特产风物，甚至不是现实中的南京。

　　南京与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不同，也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迥异。它是六朝古都，经历过兴衰更替，如今已经发展成现代化城市，它的命运，成为透视整个中国甚至世界历史的取景框。叶兆言几乎一生下来就在这座城市居住，读大学选志愿时，又恰好在几个志愿中，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他没有离开的契机和动力。但想到自己的家乡，他脑中浮现的不是丰富的物产和小吃，也不是秦淮河畔令人向往的风情，而是一张凳子。南京是他坐在那里，观察世情，回顾历史的凳子。

　　既然坐在这张凳子上，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思考，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他发现，南京自古以来是富庶之地，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七寸”和要害。因此鸦片战争中，英军才会选择直接把船开到南京，逼迫清政府求和。也正因为这件事，临江的南京没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成为开放口岸。顺着这些线索，叶兆言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时间坐标。

　　一切思考促成了他的表达欲望，让他在一部部长篇作品后本想搁笔，却又重新提笔。叶兆言最新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中的“仪凤门”指的就是南京的北大门。自古以来，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是从这个城门进出。在这个要害之地附近，他又放进了一个要害人物，经常拉着黄包车穿梭的杨逵。这个人物极为复杂：读过书，做过车夫，干过革命党，做过大生意，他有机灵勇敢，重情重义的一面，也有背叛家庭，自私自利的一面。人们仿佛随着他的视角，看到了这座城市从晚清的1895年到1927年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的风貌。

　　像一个手握地图的笃定探险家，叶兆言在南京这座城市里，寻找着那些能够触动历史机关的关键时刻、关键的地方和人。他让历史转折汇聚在一座城、一扇门，一个人的身上，就这样用真实的历史，推动着这些虚构人物的命运。

　　关注历史的反面

　　叶兆言一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别人都艳羡叶兆言的家学，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甘苦。读书、写作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家庭和社会共同作用在他身上的影响。青春期那10年，叶兆言在“文革”中度过，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困在家里，他仿佛被扔在一列封闭的火车上，随着时间向前开。当时，家里的一些小说被父亲上交了，但因为其中的一些外国翻译小说没人看，又太占地方，被莫名其妙地还了回来。他无所事事，放眼望去，这列“火车”上只有没有尽头的书，那就看那些外国小说打发时间，无意中奠定了极大的阅读量。

　　1974年，无事可做的叶兆言跑到北京，在祖父叶圣陶家里晃悠了一年。在那里，他遇见了堂哥叶三午，叶三午是当时和郭路生齐名的诗人，他的客厅里聚集了北京的一大群文艺青年，在那个年代，他和“客厅”里的人一起偷偷写诗、玩摄影，这群人给了他最初的启蒙。

　　后来，叶兆言考上了中文系，但他仍没有立志当一个作家。只是那个年代他身边的朋友全都在谈文学，写诗，写小说。后来，诗人韩东的父亲、作家方之鼓励他写篇小说，他就写了《凶手》，这部小说没被发表，直到1981年，他的小说《傅浩之死始末》在《采石》杂志发表，那两年他一共发表了五篇小说，就这样踏上了文坛。后来有一阵子，他连续五年都没发表小说。但他依然有着平常心，因为坐冷板凳符合他内敛的性格，读研究生时，他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泡图书馆、翻查老报纸这种一般人看来枯燥的事，他都做得津津有味。

　　就在这种对写作并不太在意的状态中，叶兆言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爱上了写作，他发现写作本身可以让他发挥想象力，创作一个又一个只属于他的自由世界。自小在作家堆、书堆里长大，叶兆言反而比别人有了更多的平常心。他比谁都要知道写作背后更真实的一面，不是那些崇高的幻象，是疲惫，是枯竭，是无止境的劳动。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用他如同运动员一般的努力，每天提笔，去对抗可能到来的衰退。

　　叶兆言关心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遭遇。他爱写那种一身古怪的小人物，和他们随时代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些人有时跌入深渊，有时攀上高峰，全都身不由己，他对他们充满同情。

　　江水依旧在流淌，叶兆言不愿多说对自己的期待。不知不觉间，四十多年已过，叶兆言脑海中那个虚构的南京城早已变得精美复杂，它和真实的南京城一起存在，仿佛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代，都已在他家的书房中汇聚成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