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视剧对“钱”的描绘相对真实，比如最常用到的货币是铜钱，计算铜钱的单位是“贯”，白银、黄金则很少出现。那么，在北宋，“一贯钱”究竟代表多少铜钱，它在市场上的购买力又是怎样的呢？

　　演变中的币值

　　我们都知道，北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乱世，使中国重归统一。其实，统一领土只是第一步，在那之后，北宋朝廷还要在新占领区统一行政、统一军事、统一税收，乃至统一货币。

　　五代十国时期，无论中原王朝，还是南方诸国，大多曾自行铸币。他们鼓铸的铜钱良莠不齐，后晋的天福元宝十分粗劣，后周的周元通宝则比较精致；闽、楚、南汉等国还铸造了铁钱、铅钱等。这些钱币的大小、轻重、材质各不一样，相互间无法兑换，只能在铸造国内部流通。

　　北宋为了昭示新王朝的正统性，同时也为稳定物价，在各地广设“钱监”，大规模地开采铜矿，铸造新钱。此前，两汉一直使用五铢钱、唐朝基本使用开元通宝，到北宋确立了新的铸钱原则——皇帝每逢改元，都要铸造相应的“年号钱”，比如《梦华录》里皇帝的原型宋真宗，就铸了咸平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多种钱币。除此之外，北宋还有“国号钱”，如宋元通宝、圣宋元宝等。

　　从铜钱铸造量上说，北宋达到了历代之最。高聪明在《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中统计，北宋累计铸造铜钱约6亿贯。古人习惯把1000枚铜钱穿在一根绳上，称为“一贯”“一缗”或“一千”，这意味着，北宋一朝铸造的铜钱达6000亿枚。时至今日，依旧经常有成吨的宋钱被发现。1981年，陕西省汉阴县发现宋代窖藏，出土铜钱0.85吨；1985年，这里又出土一批宋钱，总重0.95吨。

　　在北宋的四川、西北，还通行铁钱，后来因为铁钱币值过低，不易携带，逐渐发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期，常见货币变为铁钱和另一种纸币“会子”，铜钱的重要性降低。

　　宋代钱币在文字、面值等方面多有创新，钱文有真书、隶书、草书、篆书，还有宋徽宗亲笔写的瘦金体，面值除了一文的“小平钱”，更有面值两文的“折二钱”，面值五文的“当五钱”、面值十文的“当十钱”等。官铸小平钱重4克左右，折二钱大多超过8克，币值和重量成正比，而宋徽宗为了敛财，铸造的崇宁重宝、崇宁通宝等“当十钱”，不过10克左右，币值与重量失衡，货币严重贬值。

　　这个时候，白银、黄金都还不是流通货币，主要是作为财富贮藏，或皇帝对大臣的赏赐。相对来说，白银比黄金更重要，宋代的军饷发放、对外交易等，有时已经使用白银支付。宋末元初的胡三省说，“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世谓之‘铤银’。”这说明，宋代最小的银锭也有12.5两重，相当于现在的466克(宋代一两约合37.3克)，面值明显过大，难以用于日常消费。

　　如果翻阅一下黄冕堂编著的《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无论铜钱、铁钱，还是交子、白银，在北宋不同时期，购买力大不一样。咱们今天只着重讨论北宋中前期的情况。

　　“一贯钱”的购买力

　　前边提到，所谓“一贯钱”就是1000枚铜钱，而一贯又可分为十“陌”，每陌等于铜钱100文。但实际交易中，人们出于占便宜的心理，使用的往往不是“足陌”，而是“短陌”，也就是把少于100文的铜钱当作一陌来用。久而久之，“短陌”获得了朝廷、民间的双重认可。至于“足陌”，则更多地写在法律条文上，比如“盗窃满五千足陌者，乃处死”——盗窃金额达到5万枚铜钱，判处死刑。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说，“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行市各有短长使用”，即按照朝廷规定77文为一陌，老百姓消费大都以75文为一陌，另外在菜场、酒店、书画等不同行业，一陌所代表的具体钱数也有多有少。大致来说，一贯钱通常不过770文左右。

　　铁钱价值远比铜钱要低，常见的兑换比是10：1。作为铁钱替代品的交子，也以贯为单位，面值有一贯、五贯、十贯等。北宋中后期，朝廷为缓解财政压力，超额印制交子，使之大幅贬值。顾千帆给赵盼儿留下的三千贯“支票”，其原型显然是交子，但编剧可能不知道，交子只在四川境内流通，且只能兑换铁钱。三千贯交子满打满算，也只能当三百贯铜钱用。

　　至于铜钱和白银、黄金的比价，按照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北宋前期，一两白银大约等价于700—800文铜钱，也就是一贯；一两黄金大概值10000文铜钱，折合十三贯左右。

　　电视剧里说孙三娘杀三年猪，才能攒一贯钱，实在低估了北宋老百姓的收入。北宋中期，福建地区一个男子做工的日薪是40—50文；东京的工资水平高出不少，一个工人每天能赚100多文。这么看的话，北宋一个有工作的老百姓，要攒短陌的一贯钱，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程民生在《宋代物价史》中指出“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是20文左右”，那么一贯钱约等于普通人一个月生活费。

　　过去，人们喜欢以米价、金价等为中介，计算一两银子或一贯钱合多少人民币，这种换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古今同一种商品在生产难度上的差别，往往不够准确。我们不妨换一种办法，以一个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成本，来换算北宋和现在的物价。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城市最低保障的平均标准是每人每月706.6元，那706.6元实际就等同于北宋一贯钱(770文)的购买力。

　　这么一算，《梦华录》里周舍欠别人十五贯赌债，就是1万多元人民币；顾千帆把家传的和田玉送给赵盼儿，说至少值两百贯——14万元，称得上大手笔了；赵盼儿想买东京的望月楼，店主开价一千两百贯——85万元人民币，看起来是狮子大开口，可考虑到那是在帝都，也就不算贵了。

　　剧中除了铜钱，还出现过黄金。故事之初，欧阳旭让德叔给赵盼儿带去80两黄金，作为“分手费”。按上述标准换算，这笔钱足有73.5万元。赵盼儿当时说，80两不够，500两才行。500两黄金相当人民币459万元。

　　衣食住行的开销

　　综合来说，《梦华录》对北宋货币和购买力的处理，算是很严谨了，但那毕竟不是真实历史。那么，一千多年前，北宋不同阶层的人究竟是如何消费的？

　　一个人活着，首先离不开衣食住行。在北宋，衣服比较贵。宋仁宗时期，大臣丁度曾说，有强盗在东京郊外杀人，抢走的一件“弊衣”就值“数百钱”，那稍微像样点的衣服，没有一两贯肯定买不到。吃饭相对便宜，张昇、程戡落第后，在离东京不远处的朱仙镇，两人摸遍全身，凑得“数十钱”，买了点不带荤腥的“汤饼”，说明几十文还够两个人吃顿主食。

　　住的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便宜。宋神宗元丰年间，东京出于城市建设需要，拆了130户人家的民房，总计赔偿“二万二千六百余缗”，平均下来，每户能拿到173贯左右。换句话说，东京一个百姓要不吃不喝地连续打拼四年，才能买到一个住所。行就容易了，老百姓全靠两条腿，有钱人出门可以“打个车”——日本和尚成寻在杭州雇过一顶轿子，走了不长一段路，支付给两名轿夫各50文。

　　了解基本开销后，咱们再看一些高消费的例子。北宋大臣张方平托人帮忙雇佣女仆，“女仆随身衣装，自直百千”，一套比较好的女装竟然要一百贯。另外，买官也一直或明或暗存在，北宋中期花6000贯就能买县中的主簿、县尉。这种从九品小官的月俸是6-8贯，以及一些绢和棉。官职“售价”这么高，薪俸又这么少，这些买官人上任后，自然要通过盘剥百姓来“回本”了。

　　当然，最会花钱的还得说是皇家人。有一次，宋仁宗在宫里吃饭，看到一道菜是28只螃蟹。他转身向侍从询问价格，侍从回答说，每只“直一千”。宋仁宗一听就怒了：“数戒汝辈无侈靡，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我这一下筷子，28贯就没了，太奢侈了，我不吃！毫不夸张，这么一道菜，已经够一个东京百姓生活两年多的了。

　　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还记了件耐人寻味的事，两宋之交的孟太后“性俭约，有司日供千缗而止”。孟太后和她的侍女、太监们，每天花一千贯，消耗一个老百姓83年的生活费，竟然还算是“勤俭标兵”了。

　　宋代商品市场繁荣，《梦华录》里的斗茶、舞乐、蹴鞠等高雅生活，的确都曾在东京真实存在。但是这种生活，万万不是月入几贯钱，还要养家的普通老百姓，有能力去消费的了。